评论 | 反思查理·柯克遇刺案最好的办法，就是认清美国政治极化的真相
本文作者黄希林，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思观堂。文章不代表美轮美换观点。
9 月 10 日，在犹他谷大学举行的「美国复兴之旅」活动中，「美国转折点」创始人，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与观众就枪支暴力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影响进行辩论时遭枪击身亡。在最初的混乱局面和大规模搜捕之后，两天后，当局宣布逮捕了来自犹他州圣乔治的 22 岁白人男子泰勒·罗宾逊（Tyler Robinson），此前他已向朋友和家人坦白杀害了柯克。
柯克的遇害引发了美国各界的震惊、哀悼以及对政治动荡的讨论。在罕见而短暂的一刻，许多政客、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共同谴责了这起谋杀案，并呼吁缓和敌对情绪，但很快这种声音就被极端言论所淹没，这些言论声称在罗宾逊被确认并逮捕之前，「民主党人」或「左派」就是这起谋杀案的罪魁祸首，还呼吁“开战”和报复。
作为一位对美国的整体生态和舆论的影响举足轻重的政治玩家，柯克的世界观如何能够在主流舆论中游刃有余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直接产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体系既能让他声名鹊起，也能让他命丧黄泉。如果想要真正理解这起刺杀案的真实背景和潜在后果，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查理·柯克其人和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被右翼政治势力所扭曲的种种看似中立的工具和观念。
一个郊区保守主义青年的崛起
31 岁的柯克在芝加哥富裕的郊区出生长大，父母是收入优渥的中产阶级。他高中时就读于一所种族代表多元的学校，而那里大多数学生和老师持有的自由派的政治观点都与他自己的世界观大相径庭。在青少年时期，柯克参加了 2010 年代初反对大政府的茶党集会，并批评他认为传播「自由派」经济理念的教科书。据《正确养育他们：美国极保守青年运动及其夺权阴谋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凯尔·斯宾塞（Kyle Spencer）称，柯克在学校里以「粗鲁」、「傲慢」、「令人不安」以及「有优越感」而闻名，还曾称他不喜欢的自由派教师为「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者」。
高中毕业后，柯克申请了西点军校，但遭到了拒绝；后来他声称自己被拒绝是因为「我们选区里一个远不如我合格而且性别和信仰都不同的申请人抢走了我的名额」。决定完全放弃上大学后，在退休营销高管比尔·蒙哥马利（Bill Montgomery）的帮助下，柯克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并结识了伊利诺伊州和全国各地许多支持茶党的年长政客和筹款人。
在柯克努力在保守派政治圈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期间，他因那「迷人的、孩子气的笑容」和「机敏的口才」而闻名，从而吸引了大批人群和资金。凭借这种魅力以及不懈的努力，美国转折点成为了「共和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青年活动团体」，每年都有匿名的巨额捐款人向其投入「数千万美元，以争取年轻人的支持」。
尽管许多人印象中的柯克一直被视为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但他接受特朗普主义的过程却是渐进的，甚至曾一度称特朗普为「纯粹的煽动者」。柯克最初的政治议程与典型的茶党风格一致，主要侧重于国债等经济问题。到了 2016 年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柯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立场的需要和影响力，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对福音派基督教的拥护与柯克本人的认同也有共鸣。那一年，他成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最年轻的演讲者，为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筹款，并借此很快便成为了特朗普身边更亲近的人事和政策圈成员。他开始与前众议员乔·沃尔什（Joe Walsh）这些早期的茶党导师渐行渐远，而沃尔什也表示柯克进入特朗普核心圈后，变得完全痴迷于名声和成功不能自拔。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以对过往的相互尊重和政府规程的公然无视而闻名，而这种风格也使得新一代右翼分子为了继续在共和党内产生影响而愈发大胆。为了向特朗普效忠而将自己的组织转变为宣传机器的柯克在这一过程中效仿了特朗普许多鲁莽的策略，特别是利用自己的年龄在校园里组织各类辩论和其它政治活动。即使特朗普与自己最初进入政治的初衷并不完全相符，柯克在内心中也明白，特朗普在党内和国内政坛的的持续成功意味着，这种对抗性的风格对于动员保守派力量以延续共和党的政治未来至关重要。
借此，在 2016 年大选之后，「美国转折点」的学校分会开始迅速发展；截至目前，其已遍布几乎每所美国主要大学，拥有超过 850 个分会，而柯克的组织继续赚得数百万美元，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举办会议。这些举措巩固了柯克在共和党党内不可撼动的地位，哪怕他自己从未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也是一样。除了采取对于具体政策的立场之外，这一组织在整体文化上也与特朗普高度接轨，在宗旨上从最初对「小政府」等传统保守派思想的支持改为「激发基于美国例外论和积极行动精神的知情公民和文化参与」的集体，并自称是一场旨在削弱媒体、好莱坞、学术界以及奥巴马执政时期自由派影响力的反文化草根运动。
随着柯克对这一政治策略的熟练，到了民主党支持率因为各种原因走低的 2024 年，柯克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警告年轻的 Z 世代选民民主党优先考虑为「非法移民和外国国家」提供资金，而年轻人却难以负担住房、结婚或养育孩子。伴随着他的言论和策动，大量的年轻选民开始最终倒向特朗普。美联社的投票数据显示，在 2024 年 18 至 29 岁的年轻人中有 47% 支持特朗普，而哈里斯的支持率为 51%，这比 2020 年拜登的 61% 对特朗普的 36% 要接近得多。
认识真正的查理·柯克
在许多新闻报道中，查理·柯克的往往被首先简单称作一位「保守派活动家」。随着特朗普时代保守主义理念的诠释与实践发生剧变，只有深入审视柯克公开发表的言论，才能真正理解他在担任「美国转折点」的领导者期间所宣扬的思想体系意味着什么。
且让他的言论为自己发声。
柯克曾宣称「美国监狱人口半数为黑人」，并称「黑人占人口 13%，却犯下 58% 的谋杀案」——这些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中流传甚广的说法，已被公开数据彻底驳斥，且完全忽视了美国种族不公的历史根源。
柯克在 2023 年的组织政治大会上明确宣称：《1964 年民权法案》是「重大错误」，「制造了一头怪兽，而这头怪兽如今已变成反白人武器」；同时贬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糟糕透顶」，并声称他「说了一件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情」。
柯克虽是强硬的以色列支持者，却屡次在批判自由主义时使用「犹太人掌控文化」等反犹主义论调。在加沙战争后，他通过节目及社交媒体发文称，支持自由主义事业的犹太捐助者「通过资助滋生反犹主义者、纵容种族灭绝杀手的机构，正在为自己的灭亡买单」，他们资助「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以「瓦解传统美国价值观」，并掌控着大学、非营利组织和好莱坞。
柯克嘲讽平权行动及机构内的多元、公平与包容（DEI）举措，认为这些政策具有反白人倾向。他在节目中曾针对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黑人女性表示：「黑人女性缺乏被认真对待的脑力处理能力，你们必须抢占白人的席位才能获得些许重视」。他还表示不信任黑人飞行员，并声称在城市里，「游荡的黑人四处游荡，只为找白人当攻击目标。」
柯克将白人至上主义的「大替代理论」——即认为欧美非白人移民激增是阴谋论——称为「大替代现实」，声称边境寻求庇护的移民是「人口被刻意取代」，边境州应「组建公民武装力量驻守边境，以保护美国白人人口结构」。该理论的传播已引发多起仇恨犯罪和枪击事件，包括 2017 年「团结右翼」集会中一名反抗议者遇害，以及 2019 年沃尔玛枪击案造成 23 名拉丁裔顾客丧生。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之际，柯克将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当时反亚裔仇恨犯罪正激增。不久后，该称谓在美国右翼阵营日益流行，甚至被特朗普本人在公开记者会上使用。
作为一位福音派基督徒，柯克无条件反对堕胎，称其为「谋杀」，甚至宣称「若非我们持续在子宫内杀害婴儿，就无需接纳如此多的第三世界移民」，并将堕胎与二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在灭绝营遭蓄意屠杀的举动相提并论。当辩论者质问若其年幼的女儿遭强奸将如何处置时，他回应道：「孩子必须生下来。」
柯克曾否认跨性别者拥有合法存在的权利，鼓吹对性别焦虑症患者实施转化疗法，称跨性别者为「上帝的厌恶之物」，并主张特朗普在 2024 年竞选中以禁止跨性别支持医疗为纲领，而此政策自拜登政府上台后已在多个共和党地区开始实施。
柯克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将抨击高等教育作为其民粹主义诉求的核心。他撰写书籍宣称校园充斥着「极左教授」，并鼓动年轻学生辍学。其组织公开发起了「教授观察名单」和「校董会观察名单」等行动，将校董会成员称为「寄生虫」，并声称自己的观察旨在对抗「大学生的自由派思想灌输」，导致许多被强制列入名单的教育工作者遭受广泛骚扰，包括极端的暴力威胁。
柯克抱持激进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观点，且随时间推移愈发极端。他公开支持「七山使命」理论，该理论主张基督徒肩负神圣使命，需掌控社会七大关键领域（即「七座山」），使文化契合圣经原则，为基督再临预备世界。其平台还特邀公开支持废除政教分离的演讲者登台。
在第二修正案问题上，柯克成为持枪权的绝对主义者。2023 年他宣称：「我认为每年付出若干枪支死亡的代价是值得的，这样我们才能通过第二修正案来保护上帝赋予的其他权利。这是明智的交易，是理性的选择。」就在他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周，纳什维尔一所基督教小学发生持多支步枪的行凶事件，造成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六人遇害。
为何在此强调言论自由存在缺陷
柯克自诩为言论自由与自由辩论的捍卫者，频繁造访全美乃至海外大学校园，主持各项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议题的争议性辩论，在辩论现场常架设印有「证明我错了」字样的帐篷来吸引关注。有人指出柯克至少在某些时候能坦然接受嘲讽与批评，包括对《南方公园》讽刺其校园活动的剧集一笑置之。自由派政界与媒体圈的众多成员尤其着重强调了柯克的这一特质；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邀请柯克参加其播客节目，并在柯克死后写到「思想需要通过言语和真诚辩论来检验」； 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泽拉·克莱因（Ezra Klein）则称赞柯克「现身校园与任何愿意对话者交流」的行为堪称「践行政治的正确方式」。
但众多评论员援引柯克过往言论反驳克莱因的评价。《琼斯夫人》华盛顿分社社长大卫·科恩（David Corn）称柯克言论「充斥种族主义与偏执论调」，而《国家》杂志司法记者埃利·米斯塔尔（Elie Mystal）则斥责柯克「代表了美国政治话语中最恶劣的形态」。米斯塔尔在文章中痛斥「柯克职业生涯获得了白人群体的的洗白」，指出柯克的观点绝非人人皆可「厌恶」的普通立场——因为基于议题的民意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偏好问题」，尤其对那些被柯克毕生职业生涯所播撒不信任与仇恨的弱势群体而言。
过去十年间，随着特朗普、民粹主义和虚假信息崛起，柯克作为一位名义上的「辩论家」，实际上的暗藏政治谋略的操盘手，不仅积极参与，更精通了对言论自由概念与实践的收编。他或许从未踏入大学校门，却深谙议程设置之道：通过媒体平台反复以独特而平易的方式报道讨论议题，辅以自信果断的论调，便能塑造出魅力四射且极具说服力的思想领袖形象。
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当初次接触信息时，直觉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若像柯克那样以自信口吻传递信息，其吸引力将倍增——尤其对习惯质疑传统权威（包括学术机构与传统媒体）的年轻一代而言。在这种环境下，经验证据这种我们最接近事实共识的依据就会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情感色彩的叙事，这些叙事制造人为的争议与分裂，而此类「辩论」正是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
柯克的言论真能仅归为「观点」与「见解」吗？或许他高中时写信质疑经济学教科书的有效性时尚可如此，但当他身处美国总统核心圈，作为协助特朗普及其政党确立政治立场并凝聚共识的关键人物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他在大学校园的「证明我错了」的噱头，必须结合其政治组织带来的巨大财力与政治影响力来解读；在本质上，柯克的手段旨在宣扬并正常化危险观点，并借助社交媒体算法推送迎合人们的短暂兴奋与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心理。正因如此，当人们观看他的频道时，看到的往往不是完整辩论，而是经过精心剪辑的片段。他在其中运用辩论技巧在修辞上占据强势，再配以「为何民主党女性渴望孤独终老」这类煽动性标题，精准吸引政治敏感的年轻群体。
在美国政治话语中，言论自由从未存在于纯粹的理论真空。与校园辩论社不同，将柯克观点正常化与合理化的代价与后果既高昂又根植于现实。仅举柯克若干「预言」成真的实例：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多州通过全面禁堕法案；数州通过立法削弱政教分离原则，包括强制公立学校展示十诫；跨性别群体遭受持续打压，多州禁止未成年跨性别者接受性别确认手术或治疗； 戴着面具的移民执法人员以正当理由定期逮捕并驱逐疑似非法移民，将柯克所期盼的「辅助执法力量」联邦化；枪支暴力预防法案屡屡受阻，军用级突击步枪始终未被禁用——而正是此类武器夺走了查理·柯克的生命，使他沦为自己宣称「可接受」的暴力行为的牺牲品。
我们绝不能将这场打着「证明我错了」旗号的言论自由挑战视为孤立事件。随着「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在全国影响力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右翼活动家已不再掩饰其压制言论自由的意图。今年七月，曼哈顿研究所的右翼活动家与思想家联盟发布公开宣言，敦促总统掌握接管高等教育机构政策制定权，使其有权决定可言可行的边界。这些反取消文化的斗士如今已彻底拥抱此类主张——这正是当初以「言论自由」为幌子推动右翼观点常态化的直接后果。该宣言的起草者克里斯托弗·鲁佛（Christopher Rufo）如今公开宣称，他反对原则性的「观点多元化」，只想去改革教育机构这些柯克建立分会并展开辩论的场所，通过政治命令来迫使这些机构屈从于其偏好的立场。
通过辩论来确立真理是错误的
随着美国实际言论自由遭受日益有选择性的侵蚀——从惩罚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到非自愿终止 DEI 办公室及政策，再到要求 CBS 接受政府任命监察员的出版前内容审查——自查理·柯克在共和党内影响力增强以来，美国的言论自由权已被掏空。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目睹、切身经历的具体影响，其现实后果远超辩论胜负本身。
谈及辩论，鉴于柯克所代表的思潮及其辩论活动的实际策略所产生的全面影响，我们应当以更批判的眼光审视其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地位。辩论极易利用并强化有缺陷的非民主意识形态，仅凭叙事与断言就能推动议程，无需实证或可证伪性。当辩论被推崇为解决分歧的最佳方式时，其表面吸引力反而会助长观点极端化。在此情境下，极端主义和忽视实质性审议的短期满足方案，反而因辩论规则的定义而获得奖励。
辩论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充其量不过是个神话。人们声称 1960 年电视总统辩论改变了他们对两位候选人的看法——电视观众更青睐年轻有活力的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而非严肃刻板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但收听广播辩论的人，则认为尼克松在辩论中获得了胜利。民意调查显示，这场辩论并非选民投票决策的关键因素。辩论技巧高超者在政治上也鲜有建树：以辩才著称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期间，国会多数席位长期不在其党派掌控之下，这恰恰证明了他们个人魅力之外缺乏真正的号召力。
辩论最糟糕时会沦为宣传的帮凶。前耶鲁大学政治哲学家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在 2015 年著作《政治修辞》中指出，宣传依赖于那些抗拒证据的既有观念来干扰理性评估，而这恰恰是柯克在辩论中惯用的论辩模式。借助几乎所有课本上能找到的逻辑谬误，柯克通过宣扬其不可证伪的观点来在辩论中获得名义上的胜利。当这些观点被转化为社交媒体上的短句，并通过他自信的嗓音传播时，便能迅速流行起来。政治宣传以辩论和激情演讲为幌子，兜售经不起科学严谨性检验的不可证伪论点；只要这种严谨性在足够多民众心中丧失公信力，以致能选出一位公然破坏科学权威的领导者，从而使得严谨性彻底不再重要。
乔治城大学哲学家、前竞技辩手奥卢费米·泰沃（Olufeimi Taiwo）也揭穿了政治领域「富有成效的辩论」神话，称其「是接近真相的极不可靠途径」。他在《华盛顿邮报》专栏指出，辩论会将对话与审议游戏化，过度强调竞争而非共识，其胜负机制依赖于在复杂现实中取得修辞胜利——这意味着难以阐明观点的对手将被视为「失败者」。在近期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拜登就因为自己在 6 月总统辩论表现拙劣，在民主党内日益高涨的退选呼声中被迫退出竞选，由此引发的混乱局面可见一斑。
辩论的游戏化毒害了建设性政治进程，进而蔓延至整个政治社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对任何事务都丧失了认真对待的态度。当新闻报道指出杀害柯克的枪手在弹壳上刻写可能受电子游戏和 Discord 频道启发的讽刺梗图时，这令人痛心地成为政治游戏化以最残酷形式的现实写照。
仇恨滋生仇恨，但两极分化又会滋生什么？
柯克遇害事件引发了对美国政治暴力与两极分化紧迫性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时代》杂志推出封面赫然印着「够了」字样来表达对这起刺杀的强烈谴责。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环境中，此类事件绝非孤例：针对政府官员的骚扰已攀升至历史新高，而针对政治人物的暗杀不仅日益频繁，甚至在是否要同情受害者的问题上都深深地分裂着。
2022 年，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保罗在家中遭到右翼袭击者的锤击，险些丧命。案发不久之后，多名共和党官员立即将袭击事件称为一场阴谋，谎称袭击者是与保罗相识的男妓，并宣称将袭击者描述为「右翼分子」是抹黑行为，而柯克等人正是这种观点的拥趸，他甚至称呼这位袭击者为「一位爱国者」。今年六月，一名信奉「七山使命」的右翼枪手谋杀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州议员梅丽莎·霍特曼（Melissa Hortman）和她的丈夫，并重伤另一名民主党州议员。事发后，特朗普拒绝为悼念降半旗，而多名共和党政客也诬称枪手是左翼成员。反诽谤联盟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多数极端主义相关谋杀案由右翼分子实施，这一统计结果也得到了辛辛那提大学检控项目的佐证。
在纵容并常态化极端言论与虚假信息的恶劣环境中，煽动暴力甚至直接实施暴力的行为已司空见惯。除上述案例外，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骚乱事件堪称此危机的典型体现——这场由阴谋论驱动的大规模宣传煽动，企图颠覆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最终导致五人丧生。在 2020 年大选期间，柯克多次宣称选举结果非法，并在 1 月 6 日初的推文中炫耀其组织已派遣「80 多辆载满爱国者的巴士前往华盛顿为总统而战」。
2024 年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彻底终结了对国会暴乱的追责努力，使这些暴徒重新获得各种意义上的合法性，他们得到了赦免并冠以「政治犯」之名被右翼所崇敬。反观民主党。当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 2024 年败选后，她既未煽动暴力，亦以副总统身份在国会承认败选并完成认证程序，二人的差异可见一斑。
当民众和权力机构在各种问题上的基本共识彻底瓦解时，极化现象便永无止境——所谓「过度极端」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以查理·柯克为例，尽管其观点极富争议，但极右翼团体只因他「还不够极端」而长期将其视为「公敌」。以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反犹太主义及厌女运动 Groypers 的领导者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为例，他从 2019 年起频繁骚扰柯克及其组织的活动，并指责他是保守主义建制派的「守门人」。
这些更加危险的极端分子的主流化，至少部分要归功于柯克之流推动的对政治规范的全面腐蚀。在柯克被刺杀后，他们策略性地哀悼柯克之死，却实际上将其作为暴力复仇的号召。尽管富恩特斯呼吁避免暴力报复，但极右翼准军事组织「骄傲男孩」在地区分会频道发帖称「锁定目标时刻已到」，而新纳粹头目瑞安·桑切斯（Ryan Sanchez）则在其 Telegram 频道发起募资动员，筹得数千美元。
范德堡大学历史学家妮可·海默（Nicole Hemmer）在《波士顿评论》撰文指出，纵观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历史，自由派与保守派声称的言论自由联盟并非中立或基于价值观的公民自由捍卫，而是被收编的右翼政治策略：它在削弱实质性言论自由保护的同时，为威权主义提供合法性。这种现象在美国政治史上屡见不鲜：从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动「红色恐慌」将左翼声音污名化为叛国行径，到 1960 年代右翼将保守派在公共领域遭边缘化归咎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纵容言论自由，再到 1990 年代在拉什·林博和纽特·金里奇领导下通过媒体和机构对温和派的内部清洗来追溯，左右两派对极化的解读存在根本分歧。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倾人士常视极化为弊端，而右翼及共和党则将其视为战略武器——即便缺乏广泛民意支持，亦可借此挤压对手。
海默批评道，从媒体到政界官员的自由派机构拒绝承认右翼对两极化的解读，将其视为自身过失的一部分，并在关键议题上软化立场，试图弥合分歧、减少对立。这份橄榄枝却遭遇沉默与拒绝。当自由派机构过度聚焦少数左翼人士对言论自由的威胁时，针对右翼的实际打压却日益常态化，威胁着所有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
正如我们所见，在枪手身份尚未确认之际，右翼的推诿之风便已开始指向左翼——这一过程在当下现实中再度上演，如今已经演变为某种政治事件发展的固定模式。人们常说「仇恨会滋生仇恨」，但那仅限于双方行动尚存均衡之时。在极端分化的当下，这种策略因美国既有的特权与不平等而失衡滥用，已成为加剧暴力的驱动力——任何被贴上「敌人」标签者都可能成为目标。
查理·柯克的死，正是这种现实的产物。这是一场黑暗而令人窒息的适者生存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剥夺所有人对安全最基本的保障，并滥用被破坏的规则将极端主义推向最危险的极致。到最后，柯克的思想与行动永远无法脱离他亲手推波助澜的现实，而任何对这起谋杀案的实质追责与批判性反思，都必须追溯我们对于这些极化因素的视而不见，如何让我们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
本文作者黄希林，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思观堂。文章不代表美轮美换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