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ikTok到小红书：中国互联网创新的双重困境

很多美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的不少互联网应用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逆势发展出了许多超越其国际市场同类应用的功能。这一点最早在阿里巴巴和eBay的竞争中体现：当时的中国线上支付体系不健全、信用体系缺位、用户信任度低，而恰恰是这些“劣势”倒逼中国企业开发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创新生态，以实现在中国进行买卖双方都能放心的线上交易。支付宝成为了淘宝整个电商生态的核心保障，最终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美国竞争对手。此后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互联网服务需要与国际同行进行直接竞争的场景逐渐消失，但并不能简单认为中国互联网服务的流行只是因为缺乏外国竞争对手所形成的事实垄断。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种种不利条件，倒逼着科技公司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新。如同负重训练的运动员，中国企业为了满足依然处于管控之下的国内市场需求，往往迸发出超预期的功能设计与运营模式。回到字节跳动和TikTok，作为一种融合了短视频、社交、算法分发等模式的产品形态，TikTok出海后迅速获得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字节跳动所依靠的不仅仅是中国巨大的本土用户基数，而是在算法推荐、内容形态等方面所展示出的技术优势。在内容控制被放松的自由市场里，TikTok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显现，用户留存率和使用时长等关键指标上全面领先美国竞争对手。

TikTok在美国市场的胜出，以及美国很多政策制定者对其背后原因的一知半解，至少有三层因素：表面的原因是政客沉浸在由刻板印象和偏见构筑的“中国公司只善于模仿和抄袭”的心态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术界对中国科技行业发展模式的忽视，而底层原因在于美国的知识界对于美国发展模式信心的缺乏。在过去八年里，许多美国知识分子视作理所当然的政治原则被特朗普和共和党打破，而研究表明，当认为对方在破坏制度时，己方先发制人破坏制度就显得容易被接受。于是，共和党的政客开始以捍卫自由为名封禁学校读物，而民主党的技术官僚也认为，通过立法层面的技术细节把封禁“敌对国家”app包装成合宪行为就可以接受，甚至有民主党国会议员废寝忘食讨论封禁TikTok如何符合国际规范的屠龙之术。但这些措施既不能为普通的TikTok用户所理解（同时在政治上对民主党毫无党派益处），更无助于解决美国科技公司在内容产业输给带着脚镣的中国同行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