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5 计划》看传统基金会的运作模式

大家好，我是 Talich。

今年大选虽然还没有结果，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输家，肯定是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它的《2025 计划》（Project 2025）。

为什么说是意想不到呢？为本党的候选人设计政策细目这件事，并不是传统基金会第一次做了。其实每次大选，只要不是共和党在任总统竞选连任，传统基金会都会搞类似的计划。据 E. J. Fagan 在《The Thinkers: The Rise of Partisa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所写，事实上，传统基金会成为共和党体系内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它在 1980 年大选时，为里根准备了一套类似的、长达 3000 页的政策细目，题为《Mandate for Leadership》。

理论上，每次大选，两党都会在党代会上通过党纲，列出本党的基本政策纲领。但实际上，这个纲领还是过于粗糙。如果本党候选人真的胜选了，那就会迎来一个极其紧张的交接时期。这段时间里当选总统的团队需要建出一整套的政府管理系统，招募未来的政府雇员，当然也要决定就职后要实施的各种政策，列出轻重缓急。总统团队经常会因此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如果有值得信赖的本党智库，提供一揽子的政策建议让总统顾问们来过目挑选，甚至还搭配上可以帮助执行相关政策的人选，那就能大大减轻总统团队的工作量。

在传统基金会为里根定制的《Mandate for Leadership》里，就一共列出了超过两千个政策建议。据说里根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向大家发放了这本《Mandate》。传统基金会说里根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一共采纳执行了《Mandate》中六成的政策建议。而且，传统基金会还提供了一个人才库，每年为里根政府输送超过两百名雇员，仅《Mandate》的作者里就有几十人加入了里根政府，高到内阁部长，低到初级政策研究员。在传统基金会的支持下，里根政府快速通过了减稅、增加国防支出、削减福利支出等相关法案。

传统基金会与在它之前的基金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选择了一个更加主动的模式。老派的基金会，最典型的是布鲁金斯（Brookings Institute），基本上就是大学模式，每个研究员做自己的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更加贴近政策，相当于是做一个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它不会主动向政府或者国会推销某个政策主张，而是等着特定议题成为焦点，需要被解决后，拿出自己的相应的政策研究来作为参考。另外一种就是像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这样的智库，从政府承接项目，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所以这些智库都力图保持一个中立的姿态，依据具体的议题，跟可以合作的政治家/政党合作。

传统基金会则不同。这可以从促成它成立的事件中看出来。1971 年，美国国会的一个议题，是决定是否停止出资研发超音速客机。这个项目是从 1961 年开始的，已经持续了十年。启动它的肯尼迪政府预测这个项目会花十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会承担 3/4。但是到了 1971 年，美国政府已经花了八亿美元，预测总支出也涨到了 13 亿，项目完成时间却被推后了十年。于是，保守派认为，这件事应该完全交给私营企业，政府不应该再在这上面花更多纳税人的钱了。最后，众议院以 215-204，参议院以 51-46 的微弱多数停掉了对超音速客机的支持，波音公司因此裁掉了七千名员工。

让保守派愤怒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尼克松上任后，居然继续之前民主党的大量政策，依赖学界精英和无党派智库提供政策指导。在 1971 年美国退出布莱顿森林体系后，尼克松公开说，他「现在是个经济学上的凯恩斯主义者了」。另一个是偏保守派支持企业的智库 AEI 发了一个相关的报告，讨论了政府继续资助研发超音速客机的优缺点。但是，这份报告是在国会投票之后才发的。共和党参议员 Gordon Allot 的新闻发言人 Paul Weyrich 问 AEI 的老板 William Baroody 为什么在投票后才发。Baroody 说，这是因为 AEI 不想影响国会投票的结果。对此 Weyrich 大为光火，他当然是认为，智库的目的，就是应该去影响议员如何投票的。

于是他和共和党议员 Phil Crane 的行政助理 Edwin Feulner 一起，在 1973 年成立了传统基金会，目的就是要让智库像利益团体那样去直接影响国会和总统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