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草台班子」越发离谱，为什么民主党还是撼动不了他？
全面在野的民主党，面临40年来最大困局
“无策，无略，无方” (No Strategy, No Plan, No Message)——科罗拉多参议员本内特这句怨言，非常精确地勾勒出了当前沦为全面在野党的民主党的境况。
与八年前败选后迅速同仇敌忾组成反对特朗普统一战线不同，自去年大选失败，再度失去白宫和国会两院控制权、彻底沦为在野党的民主党在特朗普2.0时代陷入了严重的内斗和迷茫期。相比于意气风发，正在大刀阔斧调整美国内政外交，彻底重塑基础政治逻辑的特朗普、马斯克和共和党人，群龙无首的民主党人根本无法对特朗普2.0时代肆意妄为式的施政做出有效抵抗，一时间只能是被动挨打。近期政府预算案风波中参院民主党人在少数党领袖舒默的带领下没有选择斗争到底，反而选择支持共和党单方面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这直接导致民主党基层选民对国会领导层选择消极对抗特朗普策略的不满情绪总爆发，党内要求“不换斗争方式就换人”的声音层出不穷。
一边是没有统一声音没有统一策略，陷入严重内耗的民主党，另一边则是团结在政治领袖特朗普周围迅速开展施政和改革的共和党，两党之间的差距在外界看来不言而喻。在许多人看来，像没头苍蝇一样的民主党，未来政治前景恐怕应该被极度看衰，没有数年的光景无法恢复元气。虽然美国政治的周期性和摇摆惯性对选举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中期选举此类非总统大选式选举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超乎常人想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再度处于全面在野状态的民主党，其在特朗普2.0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面对特朗普1.0时代同等情况时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应对难度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与之对应，民主党本次的转型阵痛和内部路线分歧弥合所需要的时间，定然也要比特朗普1.0时代更加漫长，过程更为痛苦。
造成民主党当下困局的核心原因，本质上还是2024年的大选结果彻底否定了奥巴马年代以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理论基础，让民主党必须在没有政治领袖的情况下重新探索出一条新的可行的政治道路。2016年的选举失利，民主党一方还可以用希拉里“大意失荆州”、特朗普当选是纯粹的意外和选举人团制度造成的小概率事件等借口来进行自我麻痹。但2024年的大选败北，却是建立在民众完整经历特朗普1.0时代、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两次弹劾四次起诉等政治事件后，仍毅然决然选择了特朗普和共和党这一事实基础之上。2024年的选举结果，不仅意味着民主党在拜登领导下的四年执政路线被选民全盘否定、进步主义政策受到多数选民天然支持的神话破灭，拉丁裔、亚裔以及年轻人等民主党传统强势群体大规模倒向共和党阵营，更是彻底击碎了奥巴马时代以来民主党奉行的通过高举后现代主义大旗聚拢少数族裔和白人自由派的跨族裔大联盟来赢得选举的竞选方针。
原有政治路线的破产、不再被选民视为工薪阶级代言人，让民主党陷入了深层的信仰危机，对当下政局和选民情绪失去了把控，对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更是一无头绪。而2016选举年后的民主党人显然没有这样的绝望心态，顶多是觉得希拉里本人竞选水平糟糕，再加上一些意外性事件和选举人团的制度弊端让特朗普摘了桃子。所以，彼时的民主党人能很快团结起来，把愤怒情绪转化为“抵抗运动”（The Resistance），用焦土战略和特朗普斗争到底。更何况，2016年大选后民主党的政治形象与选民认可度本身并没有出现重大滑坡，这一点和当前民主党在民调中政党支持率跌破三成、达到近代以来最低水准有着本质区别。
归根结底，民主党本世纪此前的两次在野，都是在本党总统完成八年两任完整任期、以较高支持率水平卸任后被共和党总统取代的常规政党轮替范式之下。而特朗普2.0时代的民主党，却是经历了四十多年来第一个相对“失败” 总统任期进入在野后的震荡重建期——某种程度上与1980年卡特败选里根上台之后高度类似。正如80年代的民主党人需要通过漫长的80年代来洗清卡特年代滞胀和内外交困所带来的负面政治形象，特朗普2.0时代的民主党人同样需要时间空间来完成品牌重塑，走出当前的死亡螺旋。
抵抗有心无力，民主党凑不出领袖，也没条件“打擂”
当前特朗普2.0政府的施政，包括特朗普的行政令和马斯克挑大梁的政府效率部等所作所为，在许多民主党人和泛左翼自由派群体看来，无疑是要颠覆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的倒行逆施，需要立即组织起社会和政治面上的全面抵抗来与之抗衡。而需要时间去消化负面政治形象，终结信仰危机并统一思想走向新征程的民主党，难以像大部分在野党一样简单静候执政党主动犯错。舒默和其他国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预算案前后受到的批评和公众压力，足以证明民主党基层选民要求抵抗到底的意愿有多么强烈。
然而，让绝大多数当前在位的民主党人尴尬的现实是，民主党人既不能、也没法有效组织起对特朗普施政的抵抗。民主党政客之所以会陷入这样进退两难的无解困境，既有宣传策略失误导致选民预期不切实际的人为因素，也有总统制下在野党天然的结构性挑战以及特朗普2.0时代特朗普本人的强势此类外因变量的影响。
一方面，民主党长期以来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民主制度破坏者，甚至在去年选举中反复标榜特朗普为“法西斯主义者”，告诫选民他上台之后的危害性，但在其真正上台之后却没有选择和这位大恶人在每一项事务上斗争到底，反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消极抵抗策略。民主党这种自身宣传和实际应对战略之间的巨大鸿沟，让目睹了上台六十余天内特朗普各种行为的基层选民心理上出现了极大的落差感，滋生了对本党政治领袖的极端不满情绪。
但另一方面，即便是民主党领导层没有选择这种渲染威胁的宣传口径，有着清晰的应对特朗普策略，从政治结构和实际政治权力上来看，民主党实际上也没有任何阻击特朗普的办法。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三权鼎立的总统制，使得在野党无法像西敏体制一样能够推举一位名副其实的反对党领袖。在议会制之下，在野党的选民和党内精英可以通过领导人或反对党领袖改选的过程来完成党内思想统一和意识形态路线调整，但在美国的总统制之下，直到2028年总统初选结束之前，民主党都不会有一个领袖人物能够代表全党来担起抗击特朗普的大任。
以往，参众两院的在野党政治领袖，有过充当反对党事实领袖的先例，但国会领导人终究只是参众两院党团所选出的立法领袖，其本身缺乏政治合法性和制度化权力。国会领导人强势与否，完全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政治手腕和党内威望，因此往往因人而异。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多年担任国会民主党领袖的佩洛西事实上就扮演了反对党领袖的作用，但如今，无论是参院领袖舒默还是众院领袖杰弗里斯，两人的个人权威和政治风格，都不足以支撑他们抗衡更为强势的2.0版特朗普。更何况，民主党在两院还都是在野党状态，本身就不具备立法议事上的主动权。只要共和党内部能够完成协调，民主党主观上就不存在有效抵抗特朗普施政的过多办法。
事实上，如果认真审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头两年，就会发现，彼时阻止特朗普释放天性的，其实也不是当时全面在野的民主党人，而是特朗普本人的执政经验不足和政府内外共和党建制派与官僚体系的阻挠。特朗普1.0时代初期，受制于草台班子和经验不足，特朗普本人的政策理念往往不能被贯彻落实，这容易使反对派集结力量，成为其利用官僚体系和立法机制进行阻挠的行动窗口。同时，2017、2018年还属于刚刚恶意并购共和党的初期，党内根基不深、没有太多信得过的自己人班底的特朗普，在人事安排和政策制定上高度依赖副总统彭斯、首任幕僚长普里巴斯这样的建制派人物。因此，特朗普许多荒诞的想法，由于政府内建制派共和党人的层层阻挠最终没能被推行。
但到了2025年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已经有了充分执政经验和“2025计划”这样深思熟虑后写出的行动指南的特朗普2.0政府，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绝对忠心的人才储备都比第一届要老辣许多，丰富许多。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地位，特别是他在共和党的领袖地位，更是在经历了过去八年的起起伏伏后，达到了空前之高的水平。如果说，首次当选时，国会山上的共和党人内还不乏大量公开和特朗普存在路线分歧的建制派政客，历经八年的清洗和自我选择之后，如今的共和党，已经完全是围绕着特朗普这一政治领袖展开的特朗普/MAGA党。过去几年内特朗普从政治深渊王者归来，逃过暗杀赢得大选的传奇经历，更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党内的至尊地位，给予了特朗普彻底现实化兑现特朗普主义的资本。
于是，特朗普2.0版的政府，在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协助之下，在短短两个月内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美国内外大政方针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整，最大化释放了行政权单方面引领变革的潜力，实施贯彻“帝王总统制”的政治哲学。放眼整个美国政界和社会，无论是内阁部门，独立行政机关，官僚系统，还是常青藤大学，顶尖律所和非营利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特朗普2.0的冲击。而在未来一段时间，特朗普和马斯克大刀阔斧般的前进步伐还会持续，民主党的被动挨打也会是常态。
三权分立却从未平等，特朗普如何成为“帝王总统”
特朗普本人之所以在2.0时代的开局能如此强势，除去他本人对共和党上下的绝对掌控和去年大选取得选举人团普选票双胜利这种选民赋予的天然合法性外，还和近代美国政治体制的变革，特别是行政权独大、总统制愈发呈现帝王化君主化脱不开关系。
传统认为，美式政体讲究权力制衡，立法行政司法权作为三个平等权力机关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单一权力机构凌驾于体制之上的情况。但倘若仔细审视美国政治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所谓三权平等原则从未被真正施行。
早年间，国会和立法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主导地位，通过设置委员会，改革司法体系极大侵夺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既有权力。即便是有过内战这样抬高总统和行政权地位的重大事件，整个19世纪的美国政体依然被彼时的一位青年政治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称为“国会体制”，长时间处于国会强势、总统与行政权默默无名的状态。
然而，等到学者威尔逊成为总统威尔逊的20世纪和进步主义时代，民众与社会对经济政治现状的不满情绪，给予了行政权和总统重申权威、打碎国会本位政治体制的机会。在经历了一战、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之后，总统和其代表的行政权逐步取代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立法权成为了政治体制中的最核心一环。
20世纪中叶以来总统之所以能取代国会成为美国政坛的主宰，既有现代政府为了应对各类挑战对决策效率需求极高的现实原因，也有美国宪政体制下总统本身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二重身份的内在原因。归根结底，总统是美国的国家领袖，是政治生活中唯一能够代表全国声音的特殊存在，这就使其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只要在任者能够运作妥当，总统自然就会在与国会的政治权斗中取得优势地位。再加上冷战以来，政府需要处理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愈发复杂，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中的保密和快速反应需求，自然让独揽全部行政权的总统日益脱离权力极为分散、本身政治效率低下的立法权监管和只能被动反应的司法权监督。
政治学者将近代以来美国行政权力的膨胀后形成的最新政治体制总结为一个词“帝王总统制”（Imperial Presidency）。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的总统其实都是在帝王总统制的框架之下来展开施政。当然，国会并非没有尝试过平衡与行政权之间愈发失衡的权力关系，但政治极化导致国会本身陷入立法机制严重衰败，使国会即便完成内部权力重新分配（集中于领导层手上），也依然在不停地让渡权力给行政权（部分则被司法权侵夺）。
（政治极化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指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对立日益明显、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不断增强，导致国会立法中一方多数反对另一方多数、民众政治意见转向自由或保守两个极端等现象。——编者注）
此前的总统，大多因为本党或者自身政治支持率不足以及对制度本身的尊重，会自我选择约束行政权的权力边界。但对于特朗普2.0这种具备民意基础和绝对政党掌控力并希望彻底改革美国政治体制的强势领导人，他的行政权并不存在权力边界。换言之，2.0时代的特朗普是帝王总统制的集大成者。在这种行政权独大、立法权瘫痪、司法权相对弱势的权力结构下，民主党即便掌握国会两院，恐怕也很难有效阻击特朗普的种种施政行为，更何况民主党现在在参众两院还都是在野党，自然难以有办法组织起对特朗普施政的反制抵抗。
妥协还是斗争？政府关门案中，国会民主党人进退两难
以政府关门案（政府预算案）一事为例，民主党无法有效抵抗特朗普的几大原因都在这场政斗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民主党作为全面在野的少数党，在国会起草法案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筹码和操作空间。只要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上下团结一致，主动权就始终握在共和党一方。往常之所以在预算谈判中民主党通常能够反客为主，主要是因为众院共和党人内有相当一部分极端保守派从不支持任何政府预算案，即便是共和党主导，众院依旧需要仰仗民主党一方提供相应票数。
但此次预算谈判因为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和特朗普的深度介入，不仅两党没有达成妥协协议，反倒是众院共和党人在特朗普的鞭策下破天荒地自己通过了预算案，这就让民主党，特别是参议院民主党人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治困境——要不就用冗长议事阻击共和党一方提出进一步纵容特朗普行政权的拨款法案，引发政府关门，进而导致特朗普能够更加轻松地搞政府裁员，同时让民主党背上导致政府关门的黑锅；要不就放弃抵抗，保证政府正常运转，但却要背弃基层民主党人敦促领导层展现斗争精神的呼声。
多重压力之下，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最终选择了放共和党版预算过关，仅仅从共和党一方争取来了象征性的让步承诺。舒默的这个选择，从纯理性角度来看并没有问题，因为民主党若是靠推动政府关门来表明态度，只会促使特朗普和马斯克通过紧急状态汲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让民主党想要保护的政府机构和雇员群体陷入更深的危机泥潭当中。与此同时，特朗普和共和党政治宣传机器更是会不断攻击民主党推动政府关门的行为，把政坛的焦点从关税、通胀、经济衰退风险等对特朗普和共和党不利的话题上转到民主党一方。
但问题在于，舒默在政府关门前最后几天内的各种动作和言论，却给外界错误地传递了民主党一方拥有谈判筹码，能够阻击迫使共和党人妥协的可能。于是，最后关头舒默突然屈服放弃，自然让许多不是很了解详情但情绪十分激动的民主党人极度愤怒。然而，不仅是民众对舒默无头苍蝇式的操作感到愤慨，连舒默的领导层和参院同僚都对他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本内特“无策，无略，无方”的牢骚，正是在抱怨舒默和民主党领导层在整个特朗普2.0时代毫无明确方略，只是消极对应等待政治风向变化的政治策略。
其次，民主党所信奉的政治哲学和需要去维护抗争的对象，以及总统制下在野党的“结构性无主”，都让民主党领导层很难组织起对团结一致的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有效反制。尽管政治极化让两党都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内部同质化和意识形态重新构建，但民主党推崇积极政府、强调秩序和过程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前民主党的核心选民，更是充斥着大量高度依赖政府服务的底层选民和职业化精英。民主党这种意识形态行为逻辑以及需要维护的选民群体，属于天然的执政党心态，这让他们很难适应在野党所需要扮演的破坏者、阻击者角色。所以，在政府关门，乃至未来的债务危机上，这种顾全大局的思维方式注定了民主党不会采取焦土战略，反而要在阻击特朗普并保卫现存政治体制的别扭身位上反复纠结。
但共和党，特别是经历了特朗普主义改造后，并不会像民主党一样始终为现存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进行辩护。事实上，特朗普式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兴盛，其根源就是民众数十年来对美国的政治现状，无论是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能力缺失还是官僚作风盛行的彻底否定。这也是为何，特朗普和马斯克主导的重构美国官僚体系的举动，起码在宏观层面还是被民众普遍支持。直到民众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之前，民主党都将被卡在这个要持续为不受欢迎的政治现状辩护的困局当中。
“躺平”可耻却有用，美国反建制愤怒仍在发酵
最终，民主党像现在这样内部矛盾重重、前路似乎无比暗淡，归根结底还是输掉选举后少数党必然要经历迷茫阵痛期的政治规律在作祟。只是民主党此前的政治宣传和特朗普2.0刮起的政治旋风，让外界和民主党选民对特朗普2.0时代感到深深的不安，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不同的“在野党VS执政党”的政治斗争，而是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之间的生死对决。在这种观念之下，民主党领导层现在这样的“软弱”消极对应，只会进一步鼓舞有着威权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政府进一步践踏美国的宪政体制和世界秩序。如果这样下去，未来可能连选举都不再公平公正，民主党又谈何能指望政治钟摆效应在中期选举中取胜。
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叙事，并不一定符合客观政治现实，政治周期如果正常运转，民主党确实很有可能会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重新赢回民心。不论民主党基层怎么不满，国会领导层躲在一旁静候特朗普政府犯错——砍福利项目引爆民意反弹，优化政府雇员导致重大危机出现，肯定还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民主党的主流应对策略。历史经验确实屡屡证明，反对党在美国政坛起死回生，一般也不是靠彻底改弦更张，而是只要做好反对党，等待政治极化下的机械式选民钟摆效应，就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卷土重来。民主党目前的政治形象确实十分糟糕，但08年之后的共和党比现在的民主党处境更为凶险，却还是能在10年取得史诗级大胜。毕竟政治风向的变化之快，总是会出乎常人所预料，选举政治中的谷底和云顶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外界相信的那么大。
不过，民主党基层对于领导层不作为的这种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良好的梳理，必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断发酵。一个比较直观的变化就是民调显示民主党目前对本党的国会领袖态度极为负面，不像以往（如2017年）一样支持本党的政治领袖。这种底层对于建制派的极度不满情绪，此前只在共和党一方存在。由于政治极化的不对称性，民主党一方选民一直比较信任自己党的高层和政治领袖（这有少数族裔选民天然依赖社群族群领袖意见等内在原因作祟），而共和党一方则目睹了茶党运动（此处指2009年由反对奥巴马政府房屋救济贷款政策引发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编者注）和特朗普作为外来者强行入主的重大变化。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基层选民的这种情绪没有得到较好的疏解，不排除出现民主党版“茶党运动”或反建制力量抬头的可能。
只是，在民主党选民主体已经被替换为高教育程度白人的此时此刻，很难想象民主党一派的反建制力量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出来。更何况在整体意识形态方面，即便是进步派领袖桑德斯，也都开始在社会移民问题上承认过往左翼立场的问题，主动采取右转温和的举措。或许，民主党一方的茶党运动，如果最终爆发，其运动诉求可能更多会是代际更迭而并非意识形态极端化。
总的来看，民主党目前呈现出一盘散沙无力抵抗特朗普的状态，其中既有党内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出现重大危机这样的路线问题，也有在野党传统的结构性无领袖、特朗普行政权超强势的制度问题，并不完全是领导层水平等个人因素。当前民主党的基础政治力量并不算太弱，在两院的席位数量和在地方的政治力量都比2017年全面在野时要更为“理想”。民主党采取“无为而无不为”、选择性出击、保持战略定力的躺平等赢策略，虽然外界观感极差，却不乏为一个有效（同时也是无奈）的政治策略。即便是到了四年后的大选周期，政党本身的路线调整固然重要——总统大选不同于国会选举，选民更多是在选人，但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往往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现在预测四年后的情况还是为时太早。只不过，目前民主党内的愤怒情绪，确实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针对领导层和在任者的反建制冲击。至于这场运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又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坛的一大看点。
（本文首发于《岚目》公众号，作者王浩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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